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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和《史记》的艺术特质

归档日期:10-22       文本归类:班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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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先容先秦汗青著作时,咱们说这些汗青著作中饶恕着或众或少的文学身分、文学因素;而对待《史记》,如许说是远远不敷的。

  由于《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因此这一部史册自己,就兼有文学的本质。

  司马迁自己,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能够看到他富于怜惜心、心情猛烈而容易激动的性格特性。他由李陵事故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由于无论从私情照样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负担。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众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宗旨,咱们前面一经提到,这不只意味着总结汗青、纪录史实,并且也意味着通过多量汗青人物(个中有很众是作家同时期的人物)的行径,气象地反响和推究人类的存在办法,人类活着界中的位子,人类生存中的各类抵触、窘境。这些也恰是文学的底子目标。只但是《史记》行为汗青著作,正在伪造方面受到较众的控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标。《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梗概皆圣贤勤苦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旧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勤苦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必然全体适合于他所罗列的昔人著作的实情,但全体适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正在陈说汗青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出了作家自己的人生感想,本质的疾苦和忧愁,这即是咱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行不为之感激的症结。鲁迅《汉文学史摘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恰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抵达这些目标,《史记》应用了多量的文学权术,抵达了很高的文学成绩。以下,咱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气象塑制艺术和措辞艺术三方面加以先容。应当阐发,《史记》的主题片面——本纪、世家、传记,根本上由人物列传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制人物气象。因此,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气象塑制的艺术,历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外述的轻易,咱们先从总体上明白《史记》叙事的办法和艺术特性,然后再明白它若何塑制人物。

  正在《史记》以前,中邦的叙事文学一经历了漫长的起色进程。先秦汗青著作中已有颇为重大的构兵颜面的描写和较为繁复的汗青事故的陈说,个中也蕴涵不少灵动兴味的故事,这为《史记》供给了必然的底子。然则,先秦史家的要紧兴味,还正在于首尾完美地记述汗青事故,并通过这些事故来外达政事和伦理评判,其叙事立场要紧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汗青事故以外,具有更猛烈的要勤勉再现汗青上已经闪现过的场景和人物行径的认识;除了政事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猛烈的从众方面反响人类生存的认识。因此他的叙事立场,有很彰彰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办法,根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陈说。司马迁行为陈说者,险些全体站正在事故以外,只是正在结果的“论赞”片面,才行为评论者直接登场,流露自身的睹解。这种办法,为自正在地张开陈说和创立场景供给了盛大的旋转余地。然则,所谓客观陈说,并不是不蕴涵作家的态度和目标,只是不出现出来云尔。通过汗青事故的张开,通过分歧人物正在其汗青行径中的对照,本质也呈现了陈说者的心情目标。这即是古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劝化来通报的。

  为了再现汗青上的场景和人物行径,《史记》许众列传,是用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故事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逛等故事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蕴涵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处境额外集体,不堪列举。稠密大巨细小的故事,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底子。固然先秦汗青著作中也蕴涵有故事因素,但同《史记》比拟,不光数目少得众,并且除了《战邦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众。自此的汗青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处境①,这是《史记》正在中邦稠密的史籍中出格具有文学魅力的由来之一。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如同很热爱正在传神的场景、锐利的抵触冲突中张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身直接行为以体现自身,使读者险些忘却了陈说者的存正在。如《李将军传记》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别的,像知名的“鸿门宴”故事,几乎是一场上涨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退场、退场,神态、举动、对话,以至坐位的朝向,都叮嘱得一目了然。这段故事不必要花众少力气,就能够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正在舞台上上演。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许众好处:一则具有传神的文学体现功效;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陈说,具有危机性,由此爆发文学所必要的激生机;三则正在锐利的抵触冲突中,最容易出现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稳重的史学立场,不虚饰、不忌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有声有色的故事,不行够全体是确切的。为了探求灵动传神的艺术功效,探求对待读者的劝化力,他操纵了许众传说性的原料,也肯定正在细节方面实行伪造。这是样板的文学陈说伎俩。

  别的,《史记》所创造的“互睹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道理。所谓“互睹法”,即是将一部分的事迹分离正在分歧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统一件事分离正在分歧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陈说为主。司马迁操纵此法、不只是为了避免反复。为了使每一篇列传都有审好心味上的团结性,使传主的气象具有艺术上的完美性,就必需正在每一篇列传中只写人物的要紧特色和要紧通过,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道理上真实切性和完美性,就必需正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色和次要通过。这是人物互睹法的道理。由于《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必要正在很众人的列传中涉及统一件事,为了避免反复而又能把事故陈说领略,司马将就正在分歧的列传中从分歧的角度陈说统一件事,如许就既高出了每部分正在这事故中的影响,又不致给人以反复之感。这是事故互睹法的道理。通过人物和事故的互睹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托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正在人物气象的塑制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堆集。正在《左传》中,能够看到若干有必然性子的人物气象;到了《战邦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精密,性格也更为光鲜。但因为它们以汗青事故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睹于叙事之中,缺乏完美性。别的,像《晏子年龄》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但是,它也只是把晏子的很众故事结集正在一块,彼此之间没有内正在的相干。总之,正在汉代以前,还没有闪现完美的人物列传,人物气象的描摹,总的说来也还较量简单。《史记》正在如许的底子上,获得了广大的起色,把中邦文学塑制人物气象的艺术,抬高到一个划时期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正在人物气象塑制方面,具少睹量稠密、类型充分、性子较光鲜三大特性。它以多量的部分列传组合成一部壮伟的汗青,个中写得较量胜利、也许给人留下长远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一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类阶级,从事各不相像的行径,通过了分歧的人人命运。从帝王到百姓,有胜利者有式微者,有强烈的豪杰,有无耻的小人,配合构成了一条充分众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光鲜的性子。分歧身份、分歧通过的人物当然是彼此区其它,身份和通过一样的人物,也并不彼此混同。张良、陈平同为刘邦辖下的智谋之士,一则耻与为伍,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苛吏,有贪污的也有正直的……。凡此各种,正在赐与咱们汗青常识的同时,又赐与咱们充分的人生体验。

  对各类汗青人物,司马迁亦有偏幸。那即是“好奇”,即是怜爱出众的、具有繁盛人命力与轶群才气的人物。那些奋草拟莽而王寰宇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度量壮志的豪杰,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堪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策划、智谋百出的文弱文士,以至富可敌邦的寡妇,勇于怜惜人私奔的美丽女子……,这些出众的人物,组成《史记》中最精华最紧急的片面。以是《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颜色。特别将秦汉汗青剧变之际人物的列传合起来行为一个寡少的片面来读,真是像一部豪杰史诗。

  正在描写人物一世的进程中,司马迁出格珍视体现人物运道的广大转变,如写那些筑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正在猥贱时若何受人鄙夷的状况;而写那些天诛地灭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正在得志时是若何地高视阔步的状况。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正在这转变进程中,饱满暴映现当时人的诸如势利、袭击心之类集体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热爱他,胜利之后刘邦不肯忘却把他们嘲讽一番;李广辞退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邦获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专横跋扈,他东山复兴后,专门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运道转变和恩仇相报的故事,最也许体现人与情况、位子的联系,揭示出人性的繁复性。

  司马迁额外领略地晓得:逢迎社会、逢迎世俗的人,往往获得速乐;反之,则容易曰镪不幸。他频频用较量的伎俩,体现他的这种睹解。如《苏秦传记》写本事出色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凡俗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算;《平津侯主父偃传记》写主父偃矛头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高贵尊荣……。但司马迁毫不赞颂凡俗、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雄壮感人的,是豪杰人物的悲剧运道。《项羽本纪》写项羽结果式微自尽,竟用了一二千字,行为汗青纪录,能够说毫无需要;行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畅快的功效。项羽正在能够遁脱的机遇中,因无颜睹江东长者,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肯以久经开发的余生受辱于词讼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优良的理思抱石重江……。正在这种一再闪现的悲剧颜面中,司马迁体现了优良的人对运道的猛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职责运是弗成克制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弗成服从的。咱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期的文明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慨叹屡次。

  对待《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能够猛烈地感想到他们脸庞活现,神态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行自止。”(《史记会注考据》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功效是若何酿成的呢?

  最先,《史记》注意并擅长描写人物的外面和神态,使得人物气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式样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固然较量单纯,却各有特色。并且司马迁很少纯洁地描写人物外面,而老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相干,因此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咱们很难忘却他的“如妇人好女”的仪容。神态的描写则屈指可数。《廉颇蔺相如传记》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掌握皆靡”,“怒发上冲冠”,形似能够亲眼看到相似。

  生存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制人物气象、体现人物性格、映现其本质寰宇的根本权术。这正在日常汗青著作中闪现很少,正在《史记》中却相当众。《李斯传记》一出手即是如许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睹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睹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纯洁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詈骂常简直而长远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色、人生探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迈泼皮,陈平为乡人瓦解祭肉思到分割天劣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故显示人物的性格,避免概括的人物评述。自然,正在这种描写中,不免有传说和伪造的因素。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呈现人物的生存通过、文明教养、社会位子,也为《史记》所珍视,有很众良好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睹秦始皇巡逛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身位子的外示。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众有赞佩;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众憎恨与野心,能够看出他们当时分歧的处境。韩安邦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胁迫狱卒,狱卒夸夸其谈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正在能够欺负大人物时不顾全面的粗野和写意。《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从前种地时的伙伴睹了他的宫殿,咋舌说“夥颐!涉之为王重重者!”用了乡村的土语,体现言语人的俭朴粗犷,也詈骂常灵动传神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出现人物性格的绝好权术。由于正在锐利的抵触冲突的重心上,各类人物都凭借自身的便宜态度、处世风气、聪明和本事、与他人的联系,危机地行径着,既各显本色,又互相比较,个功能够体现得异常光鲜。如正在“鸿门宴”一节,咱们能够那样领略地看到刘邦的油滑柔韧,张良的机警从容,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虚伪勇敢,项伯的憨厚陈旧,范增的判断烦躁。同样的例子,另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热爱把人物放正在如许的场景中来体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刻画人物气象,要紧是正在简直的行为中,正在锐利的抵触冲突中,正在人物的运道转变中,正在分歧人物之间的对照中完工的;因为司马迁对各类人物都有长远的查看,对人的禀赋及其正在分歧情况、位子上的转变有长远的体验,这些人物气象本事如许活泼而富足活气地浮现正在咱们眼前。

  《史记》的措辞艺术,也素来受到人们的敬仰,被尊为范例,代外了骈文闪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绩。

  从战邦诸子的作品、纵横家的逛说之辞,到汉代极少代外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能够看到铺张排比被行为一种集体的权术。司马迁正在摄取古人经历的底子上,放弃了铺张排比,酿成憨厚简单、疏宕从容、转变众端、寻常畅达的散文作风。《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词句看起来如同是不太经意的,临时乃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活气。由于司马迁正在陈说中永远是倾注激情的,依照分歧的颜面,出于分歧的心思,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艰巨,有时轻速,有时滑稽,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劝化力。

  司马迁对古代措辞和实际生存中的措辞都有很高的教养,而且擅长把两者交融成团结的合座。他援用古代史料,都历程妥善收拾。对最陈旧的、同当时措辞一经差异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邦语》,有许众的改动;对同当时措辞最亲近的《战邦策》,则要紧是作剪裁时刻,有时也大段缮写。《史记》根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白话隔绝并不很远。书中还普通援用了很众民谚民谣,如《李将军传记》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描绘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推重,既富于轮廓性,又富于生存气味。别的,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应用平常生存中的白话,也增长了措辞的活气。后人把《史记》的作品行为一种范例来研习,但不少人怠忽了《史记》措辞的要紧特征,就正在于它充满激情、富于活气。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极少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做事,个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知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片面和《史记后传》为底子,编成了《汉书》。大概武帝以前的汗青纪录众采用《史记》原文,作了极少改动增补;自此片面,众本于《史记后传》。其形式根本上继承《史记》而略有转变,如改“书”为“志”,解除“世家”并入传记。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外、十志、七十传记,统共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邦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其后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形式也多半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正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邦志》,并称“四史”。但本质上,《汉书》正在很众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出手是暗里修撰《汉书》的,并以是而下狱。其后明帝读了他的初稿,特别颂扬,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不断《汉书》的编著。因此,《汉书》本质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自己,又具有猛烈的正统儒家思思观点。因此,《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态度,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长远的批判认识。对很众题目的睹解,班固乃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咱们应当认可班固是一位稳重而有才气的汗青学家。他行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汗青,又自有其轻易之处。以是,站正在儒祖传统的政事态度,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霾面也有相当众的揭穿,对司马迁的不幸曰镪也体现出惺惺相惜的怜惜。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列传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卓着的人物列传。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日常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经常渗出激情,只是简直地描写底细、人物的言行,却也频频也许显示出人物的精神嘴脸。如《张禹传》写张禹的造作狡诈、擅长巴结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鞭辟入里。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筑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列传。这两篇心情颜色较浓,其动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弗成屈的景色。

  乃幽武,置大窖中,毫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认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劳,节旄尽落。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立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图画所画,因何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险些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豪杰人物苏武,当然灵动猛烈地显示了他对自身民族的浓重心情,写降仇敌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运道和繁复的心思,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华的。

  《汉书》的措辞作风与《史记》恰巧酿成光鲜的比较。它详赡周到,精巧凝炼,目标排偶,又喜用古字,注意藻饰,珍惜高贵。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分歧作风。这也代外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向,值得注意。热爱骈俪高贵的作品作风的人,对《汉书》的评判乃至正在《史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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